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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静之:将自己的爱情彻底贡献给文学
作者: 发布时间:2018-11-01 来源:应用文写作网

  1922年8月,二十岁的汪静之以一本薄薄的诗集《蕙的风》飙入文坛,短期内加印四次,销量两万余(仅次于《尝试集》、《女神》),令他人惊羡。确实,在五四新文学那么多风云人物中,还真就数汪静之成名年龄最轻、成名经历最易,来得最不可思议。

  不熟悉那一段文学史的年轻人,认为《蕙的风》风格老式,直白发露,无藏无掖,何美之有?几乎所有现代文学教师都曾面临学生这样的诘问:“老师,这样的作品到底有啥好?好在啥地方?”就像胡适的《终身人事》,如今一个喜爱文学的高中生都能写的作品,何以就能进入文学史呢?湖畔诗社研究专家贺圣谟先生在他的《论湖畔诗社》后记中,就记录了这样的学生提问。当然,如不完整地了解那一段文学史,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什么叫“第一”的魅力,就不可能理解汪诗“创新”的价值。今天几乎人人会写的新诗,在当时却是创新;今天无奇无鲜的自由恋爱,在当时却是风险甚大的“冲破封建礼教”,甚至被斥为“轻薄堕落”、“兽性冲动”的行为。言前人所未言或不敢言,又采用了朝气新颖的白话形式,心想手写,又带着古典诗歌的功底,如此这般,从思想价值内涵到艺术表现形式,汪静之的情诗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内核,才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车站,成为今天仍然值得回眸凝视的一个坐标。

  五四时期不仅政治思想“王纲解纽”,文化领域亦处于新旧交替的急遽转型期。谁能够顺迎时代需求,用新诗大胆唱出活泼自由的爱情,谁就成为最耀眼的“第一”。而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所以让汪静之“幸运地”逮去,这位年轻的中师生之所以能写出敞胸放胆的《蕙的风》,确是机缘巧合:自幼放纵宽容的家庭教育、同乡胡适的鼓励支持、恰逢其时的恋爱经历,更重要的还是自身的长期准备。评家有曰:汪静之的成名得益于生理与心理恰逢其时的双重成熟,并且拥有一连串眼花缭乱却适逢其时的恋爱。《蕙的风》便是其中一场并不成功的恋爱结晶:汪静之与湘女傅慧贞(杭女师三号美女)已经山盟海誓,因女家棒打鸳鸯而分手,《蕙的风》是写给傅的情诗,蕙慧谐音。

  汪静之在进入浙江一师以前,上了八年私塾,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,一直读到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,非常熟悉古典诗歌与韵律。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偏爱诗歌,与“小姑姑”曹珮声多年磨习诗歌,常常通宵达旦,十二岁即开始学习写诗,可谓诗心聪慧,久钟缪斯。在进入浙江一师以前,汪静之已具备了相当的写作能力,诗文俱佳,故而在数学、常识、英语皆交白卷的情况,凭一篇上佳作文得语文老师力争,浙江一师才勉强破格录取。

  在浙江一师的开放风气下,他接触到五四新潮,又正好情窦初开,数度深陷恋爱之中,这才写出活蹦乱跳激情四溅的情诗。从客观方面,汪静之大胆直剖的情诗既符合当时自由开放的时代思潮,又顺应了由文言律、绝转入白话新诗审美风格的转变。所以,既可以说是时代青睐了汪静之,也可以说,汪静之符合了时代的需求。

  汪静之在进入一师前,十五岁上就已经在家里对“小姑姑”曹珮声产生初恋,并因曹珮声上了杭州省立女子师范,追随至杭,报考浙江一师。说来不信,身量甚矮的汪静之,凭着情诗之力,居然极有桃花运。曹珮声此时已遵父母之命与他人成婚,怀着歉意,竭行弥补,将杭州女师第一至第八美女逐一介绍给静之,从高到低,每周一位。这曹珮声也甚了得,乃胡适三嫂之妹,后为胡适情人。1923年暑假,曹珮声与胡适在杭州南高峰烟霞洞同居三月,怀下身孕,胡适答应与发妻离婚。不料,胡妻江冬秀以死相拼,并威胁要带上两个孩子一并了断,胡适方寸大乱,只得回断曹珮声。曹万念俱灰,上峨嵋削发为尼,留美的二哥赶上峨嵋,劝其下山赴美求学,归国后执鞭教坛,终身未再嫁。到“文革”时因与胡适的这段恋情,大吃苦头,悄然返乡。

  五四一代不仅敢爱而且敢写,不仅敢写而且还敢拿出来发表,敢于让全世界都知道,甚至唯恐别人不知。我们在极“左”思潮的影响下,则连想都不敢想。青年时代的我们不崇敬爱情,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,爱情只是一个贬义词——“乱搞男女关系”。用不着别人来制止,自己在内心就已经将爱情与肮脏的性划了等号,早早在灵魂深处枪毙了这“低级趣味”。不等别人来呵斥,就已经不会为爱情而歌唱了。政治高压之下,我们这一代谁还能为爱情而激动呢?我们这一代谁还会真正为个人的情感放声歌唱呢﹖从反右到“文革”的二十多年里,一句“个人主义”的贬斥,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诚然,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也不怎么自由,严密看管女儿以免败坏家风,也是家长之大防,杭州女师对学生恋爱亦明令禁止,训育主任甚至可以“公”拆女生信件。但较之我们这一代的政治高压,他们那时也就不算什么了。女师训育主任见全校“第一优生”一天之内收到十三封信,且笔迹相同,便拆开查看,原来“第一优生”已经与人有了关系!照例必须开除,但因是“第一优生”,网开一面,留校改过。

  汪静之一生童真,率性而为。八十多岁还会跨骑凭栏,两腿垂然摇晃,浑然一个老顽童,更为难得的是汪静之一生爱诗写诗。上了九十岁,他住在医院里,爱心依然不减,痴恋如花,一再表示要将情诗进行到底,“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”。1996年6月,将写于六十年前的诗体恋爱史编成一本《六美缘》(与六位女性),公开发表。终身童真、终身写诗,而且还是情诗,实在太难了,实在是一场漫长的心灵煎熬,得忍受多少清贫困苦与世俗讥刺,尤其在二十世纪大悲大难的中国。我本人不到三十岁就顶不住了,早早就向诗歌告别,因为,我无法保持诗人所需要的纯洁与童真,无法面对苦难保持乐观。回眸二十世纪百年文学史,汪静之以后,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纯洁的童真诗人。汪静之的情诗,就是放到今天,仍然有大胆自由的一面,仍然能唤起读者内心来自各个侧面的深深感叹。将个人的恋爱史嵌入文学史——《蕙的风》、《六美缘》、《漪漪讯——汪静之情书》,汪静之算是将自己的爱情彻底贡献给文学。

  相形之下,我们这一代没有情诗,缺少情诗湿润的濡染,我们这一代也就缺失了爱,缺失了宽厚的恕道,只剩下冰冷坚硬的恨。思维方式上,我们这一代就很容易滑入对立式思维,价值观念很容易倒向偏激的一元化,言行举止很容易沦为破坏发泄。因此,我们这一代才最终成为思想褊狭“痛下杀手”的红卫兵,才成为“杀杀杀”的革命小将,整个社会才会爆发无谓而惨烈的武斗。最终,我们这一代必然沦为无知愚蠢的一代。

  失去童真、失去情诗,事实上也就等于失去宽容与亲和,整个社会来自良性一翼的柔和的润滑力大幅降低,人们容易形成互仇心理,最后演化为仇视思维,似乎生活中到处是不可忍受的缺陷,没有什么值得珍视与保留的美好之处,必须坚持残酷斗争,必须保持对现实的仇视,必须与旧世界彻底决裂,只有未来才值得珍视与向往。而且,这种残酷的仇恨心态还是最最宝贵的“革命坚定性”。

  因此,从社会总体效应角度,情诗的作用不容小觑。爱情能够使人温和,爱情能够使人宽容,爱情容易使人看到自身的缺点,爱情容易使人保持纯洁童真。当然,爱情还能够提高生命的质量,能够使人长寿……汪静之在他最后一本诗集《六美缘》的自序中说:“爱情诗最能培养夫妻爱情,爱情诗最能增进夫妻幸福,因而最能安定家庭,进而也最能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。正是因为如此,孔圣人把‘国风’?爱情诗?编在最重要的经典‘五经’之首中之首。圣人最重视诗教,诗教首先教的是爱情诗。爱情诗是经国之大业。”纯洁的情诗确实可从整体上成为社会矛盾的减弱器,起着保持社会整体平衡的远端效应。这一点,在过去却为我们长期忽视或无视。无论如何,播撒温湿的爱总比种植阴冷的恨更有利于社会融洽吧?

  1990年初,汪搬入杭州曙光新村一楼公寓,某日傍晚,楼上倒下一盆水,将老人全身浇湿,汪冲着楼上喊了一嗓子:“什么人倒水?真缺德!”晚饭后,沉默许久的老人要秘书上楼逐户打听谁家泼的水,不为问罪而为道歉!老人认为楼上那户人家因天黑没看清天井有人,不是有意为之的错误,不应怪罪,所以他要为自己骂了人家而道歉。秘书认为于理不合,未去打听。翌日清晨,老人将写在宣纸上的道歉信贴在楼梯口。

  当然,汪诗还可从反面提供一些借鉴,如无边无际过于宽泛的“博爱主义”。他在诗歌中居然要求岳庙里的岳飞怜释跪囚的秦桧、请求“我们都是伴侣”的蚊子松嘴和解,这些说明汪静之思想确实存在过于幼稚的一面。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十分杂芜,一些基本价值观念尚未在他们头脑中得到确立。此外,汪诗终究只是新诗初期的一个车站,过于直白发露的表现手法只能说明新诗发萌期的幼稚脆弱,对韵律的漠视也破坏了诗歌的基本规律,提醒我们必须尊重诗歌的音乐性。

  综上所述,汪静之的五四情诗,不仅作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解放与艺术革新的重要一环,成为五四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而且还具有校准现实唤起思考的当下作用。从这些意义上,似乎已经走远了的汪静之,仍然还在静静地放射出光芒,放射出能够照亮今天的光芒。

  1920至1930年代,汪静之辗转于鄂皖鲁冀沪宁杭等地执教,二十岁就当上了教授。不过,诗人汪静之的文章似乎不行,所授的国文课颇引非议。浙江一师同窗、时任暨南初中部主任的曹聚仁说:“他教国文,实在糟得太不成话。一篇应该教一个星期的课文,他就在四十分钟教完了。无可奈何,他就说些文坛掌故来填补……我就当面对他说:‘假如我是校长的话,决不请像你这样的诗人来教国文。你这样的教法,线〕抗战期间,汪静之先赴粤任中央军校四分校国文教官,后随校迁广西宜山,再迁贵州独山。1942年,因经济困难,两月无肉,拒绝重庆川大教授约聘(因只能吃素),做酿酒生意。1945年,与人合伙开小饭馆,亲自跑堂。抗战胜利后,先后执教于徐州江苏学院、复旦大学中文系。1952年,汪静之投靠冯雪峰,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。1954年因与顶头上司聂绀弩不合,改为特约编辑,停发工资。1965年转入中国作协为专业作家,每月领取创作津贴一百二十元,因不受单位管束而相对自由。

  汪静之反右时之所以成为“漏网之鱼”,实乃“反党言论”仅为两次之故。当时的中国作协领导邵荃麟、郭小川告诉他“划右标准”——解放前后若各有一次反党言论,便划右;如解放前没有,解放后有三次,也划右。鸣放期间,汪静之在中国作协、人民日报社两次会议上抱怨作家待遇太低,每月仅一百二十元创作津贴,不满意;文化部召集的一次会,由于汪静之不愿再说一遍同样的话,故只有两次“放毒”,未能达标。汪静之晚年庆幸:“如果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,或者复旦,我一定会有三次发牢骚的机会。”〔2〕

  “文革”前夕被打发回杭,直到1979年,浙江作协才知道汪静之隐居杭州。“文革”中,汪静之奇迹般的成为未受任何冲击批斗的五四老人。“幸亏自己远离政治,半做隐士,才苟活性命于乱世”〔3〕。1975年办理退休手续,月收入降至八十四元,老伴又无收入,晚年生活十分拮据,衣服破旧不堪,购食必定寻求最低价,晚上只用一支八瓦的日光灯,凡有空白的包装纸(包括牙膏盒、药盒),都收集用作草稿,三十年未订报纸。但一直很用功,立有“四不”公开声明:不向外透露住址、不接受会议邀请、不签名题字、不接待来信来访。宅门贴有一条:“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。”

  直至1979年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四届文代会,“解放后其他所有文代会都没有要我去,很明显是因为我是雪峰的朋友”〔4〕,汪静之晚年认为一生有三位恩人:胡适之(得到最初的鼓励)、鲁迅(得到扶持与保护)、叶圣陶(告知可出版诗集)。

  1993年,汪静之九十一岁,一生思想纯简的他在自述中反省:“现在我觉得我向来也是极左,认为胡适之太反动,其实他只是反对独裁,主张民主。”〔5〕(裴毅然 )

  〔1〕曹聚仁:《诗人汪静之》,上海鲁迅纪念馆编《汪静之先生纪念集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,第7页。

  〔2〕〔4〕〔5〕《汪静之自述生平》,上海鲁迅纪念馆编《汪静之先生纪念集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,第303、307、305页。

  〔3〕纪鹏:《世纪诗翁汪静之和湖畔诗史的最后一页》,上海鲁迅纪念馆编《汪静之先生纪念集》,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,第108页。

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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